精英下乡：浙江农村发展的智慧之举/深度
“中等收入陷阱”看似谈的经济问题，其实关注的是经济发展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指标，如GDP增长放缓、创新能力不足、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冲突频仍等，都只是现象描述，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让一个经济体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所以，要弄明白浙江如何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必先梳理清楚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相比城市，农村发展明显不如人意，城乡差距总体上是扩大而非缩小的。影响农村发展的各种因素中，最明显的是以农村无保留支持为代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
从计划经济时代有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改革开放之后有“农民工”，即具有工人的职业身份，却没有市民的社会权利的“流动人口”，城市要扩张，土地被征用，留给农村的是有限补偿和就业困难，即使眼下欢迎农民变市民，也是为了“去库存”，让农民贷款购房为开发商解套，如此等等。农村资源以不同形式一波波输入城市，在助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抽干了农村发展的潜力，使之长期陷于“欠发展状态”。“城乡二元结构”的顽固存在，让许多地方的农村对“中等收入”可望而不可即。
农村为整个国家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国家不是没有看到，新世纪以来，国家免去了农民的税费，加大对农村投入，但遗憾的是，国家提供的惠农措施，遭遇农村自身因素的对冲。农村因为落后而留不住人，既留不住农民，更吸引不了大学生回归故里，而没有人，发展更加艰难，如此恶性循环若非有强大外力，一时断难打破。在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当地农民外出之后，补充进来的“农民”通常来自更贫困的地区，他们租赁当地土地，耕种养殖，收入有所提高，但收益中相当部分又通过土地流转、房屋租赁等支出，被割让给了身为“地主”的当地人，个人很难说有多大“获得感”，也不易形成资金积累，农村很难由此得到持续发展。
在同样的现代化战略和国家政策构架中，浙江之所以能够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就在于浙江找到了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的农村发展路径，其中关键在于通过“精英下乡”，变城市攫取农村资源为反向注入资源。
浙江自然资源并不富裕，辖区面积有限，还被山区占去很大比例。浙江的优势在于政策环境历来宽松，市场和社会的发育成长条件要比其他许多地区好，所以，民营企业在浙江始终占据大头，其中有不少就是从农村起步，逐渐做大做强，且
正是看到了能人、贤人的领头作用，富有创新精神的浙江基层政府，推出极具远见卓识的举措，鼓励“精英下乡”。近年来，浙江德清、嘉善等地在推进社区协商的过程中，大力发掘本土文化和社会资源，开展“乡贤文化”建设，以“本地创业成功者、本地外出创业成功者和外来本地创业成功者”为主，甄选各行各业有能力，也有德行者，举为乡贤，发挥他们在农村建设和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村民民生改善的获得感。
“精英下乡”代表资源注入农村。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扭转城乡间资源流向，“精英下乡”开启了资源回归农村的新路径，借助“乡贤参事会”、由乡贤出资建立的公益基金会等资源整合平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获得了新动力。
“精英下乡”为农村注入优质资源。农村需要资源，而最好的资源是高端人才。仅仅依靠国家投入扶贫经费，往往不足以彻底摆脱贫困，因为国家可以给资金，却没有办法给人，人的问题不解决，钱花完了，问题还在，贫困依旧。农村需要资金，更需要有能力运用资金、促成良性循环的人才。浙江“思贤如渴”，精英汇聚的结果是人才、钱财、人脉和创意涌入农村，农村发展的活力获得了足够的“燃料”。
“精英下乡”有经济学意义，更有社会整体进步的价值。单纯向农村引入经济人才，是容易的，只要能获利，资本什么地方都愿意去，但有可能在促进农村变化的同时，耗尽农村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未来空间，唯利是图的经营策略还可能带来生态环境恶化、群体矛盾激化、社会风气败坏等负面效应。乡贤不以钱财多寡论英雄，有钱有才能还必须有德行，才当得起这个称号。德才兼备并认同于农村长远发展的人士回归，给资本套上“法治、德治和自治”的笼头，资本为农村发展服务，而不是农村被资本所征服、所蹂躏。多年来，各地农村发展好的案例不少，但能在全省范围内实现农村长期、均衡、全面发展的地方不多，产业高潮一旦过去，留下一地鸡毛的案例并不鲜见，浙江能够不落窠臼，走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同重视人，重视人的综合素质，有很大关系。
“精英下乡”给农村带来资本、技术、管理和产业，也带来亲情、德行、社会关系和公共责任，所有这一切为深化改革创造了宽松的环境，浙江农村因此有了更大的政策空间，可以加大创新力度，突破体制障碍，促进农村内生的转型升级。“精英下乡”策略及其成效在浙江发展乡村旅游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向消费需求拉动的转型，各地纷纷开发“农家乐”，推动农村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拓展，方向大体上是对的。问题是大多数“农家乐”起点不高、投入有限、创意贫乏、层次偏低，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拉动作用有限，后劲更显不足。
相比之下，浙江德清利用莫干山的地理优势，积极吸引乡贤回归，调动市场力量，借助杭州和上海等高消费城市的人脉，培育以“民宿”为卖点的休闲旅游，打造“洋家乐”品牌，高起点设计、高起点经营、高起点服务，让原本“人去楼空”简陋而破旧的农舍，重又精彩呈现，融合传统建筑风格和现代设计理念的民居，与青山绿水浑然一体，形成高附加值的“民宿经济”。
在这个乡村再造过程中，基层政府发挥了想象力，在不突破宅基地产权不变的制度前提下，允许投资人和经营者同农民签订20到30年的长期租赁协议。农民拿到一次性交付的租赁费，可以进城买房，实现村民变市民的愿望；投资者可以安心投入、放手创意、深耕经营，利用高端服务，发掘人脉资源，吸引外来游客，为农村引入现金流；周边村民可以向民宿提供绿色食品，提高农业的附加值，也可以受雇于民宿，实现本地就业；村里可以增加经济收益，改善财务状况，优化社区服务，保护自然环境。作为“乡贤”，经营者还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通过公益基金，将赢利回馈乡里，提高了文明程度，促进了社会和谐。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浙江通过精英下乡，抓住了农村建设的牛鼻子，让能人、贤人留在乡村，发展在乡村，吸收、激活和积累新的生产要素，打通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任督二脉”，深刻改变了乡村的体制环境和人文氛围，其中的许多非经济因素恰恰是浙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所必不可少的“助燃剂”。
跳出经济看经济，才能看出浙江下的这盘大棋，才能领悟浙江“精英下乡”的深意。
